Archive - September 2018

最後的慢板

盛暑,台北的空氣悶熱得令人窒息,偶爾吹起一絲風,雖乏力而微弱地,卻彷如天賜的一口氣。

帶孩子去探訪父親。小電梯緩慢地來到六樓,按鈕後,醫護人員從室內櫃檯一開門,整間安養中心攤現眼前。視野所及的四、五區,每區有四床,每張床上躺著類似的病人:單人病床上,黃褐薄被下,一個正仰或側躺的病人,大多喉部插管,有些則口插呼吸管,床邊一致擺著各種醫護或餵食儀器。

慘白的日光長燈下,呼吸器運作、護理師給藥與換藥的推車、拉幕和交談的聲音交錯;窒渾的空氣裡,這層樓永遠發出一股尿糞交雜著消毒水味。

父親躺在最靠走道對門的一床。孩子和我戴上口罩,在入口處的洗手台洗手後,走到床側。

「俺爸,是我,阿美。」我總是這樣朗聲地喚他。

灰白頭髮被修剪成小平頭的父親張開微閉的眼。我墊起腳尖,俯近,直視他的眼睛。父親眼神似乎輕微晃動,但旋即呆滯地盯著天花板。我再喚他一聲,「你哪有聽曖,目珠睨一下。」打從父親不能或不願言語後,我們只能以眨眼辨識他的意願。「有聽曖嘸?」有聽到就眨一下眼睛,喜歡就眨一下眼睛,同意就眨一下眼睛⋯⋯,那微小而單一的動作成為我們和父親唯一的溝通方式。到了後來,那眨眼變成一個很模糊的信號,究竟是無意識的肌肉牽動,或是有意識的回覆,有時不免覺得,父親和我們一樣,越來越不確定了。

「來,來跟阿公打招呼。」我對靜靜站在床尾的孩子說。

這一年抽高許多的少年走到床頭,以簡單的國語喊:「阿公,你好。」 父親的眼神似乎停留在外孫臉上幾秒,但難以捉模。數月前,父親還能含糊地發聲、說出自己的名字,但現在他緊閉著嘴,完全不開口,只當抽痰、褥瘡換藥大痛時,漲紅了臉;或受到更尖銳的刺激,比如看到手機裡的自己時,睜目凝視。
面對阿公的無感,孩子轉頭不解地望著我;我示意他退到一旁等。有時探病的時間稍長,男孩就坐在走廊的塑膠綠長椅上滑手機,有時則單獨下樓到各商店逛逛。有一次,他決定搭捷運到不遠的夜市去買一杯珍珠奶茶,那是中文識字有限的他在台北第一次獨行,也是離開我最遠的一次,事後,他對那樣的小冒險頗為自豪。大多時候,孩子則警醒而沈靜地站在一旁,觀察四周,不急不促地等我。阿公所住的這個人間異境是生長於美國郊區的他和老病悲苦最近距、最真實的接觸。

我拾起父親的手。有一陣子,父親能夠以捏手表示意願;但近來,他的雙手總是緊緊握合或攫住床欄。使勁把它們扳開時,手心冒出汗臭,指甲掐入皮肉裡,痕跡歷歷。跟護士反應後,她們幫他紮捲上紗布,「不知他為什麼這麼緊張,」護士說,纏綁後,父親依然緊掐著紗布。求助?恐懼?怨懟?那雙緊箍的拳頭表露著父親僅餘也最強烈的情緒。

父親住進這間養護中心已數月。對床九十一歲的老太太,據說已入住四年多,長期臥床導致肌肉嚴重萎縮,現在她只佔據半張病床;偶爾,醫護人員半開玩笑:「好像應該只收她一半的費用,」 半個人身,捲曲在哪兒,除了被翻身、抽痰、灌食、大小便後被清洗換尿布,老人完全仰靠機器與外人維續性命,無聲無息地活者。事實上,這裡幾乎所有的病人都類似,或因中風、腦損傷,或是太老或病太重了,身不由己,無日夜之分地趟在那張專屬的單人病床上。

我一邊按摩著父親的手腳,一邊跟他說話,首先告知他的現況:住在哪個中心、醫生怎麼說;然後跟他細數兒女、孫子女的名字與近況:誰結婚了,誰畢業了,誰生孩子了。有時,我們進行時光之旅,回到那些悠悠長遠的小島往事,把那健康強壯的他帶回眼前:年輕時開計程車維生的他,如何因為在外頭跑多聽多見多了,不甘於務農,領著母親和六個在學子女,搬到城裡開麵包店,一切從頭開始。提到逝去的母親––那些年裡,她做麵包,他外送,胼手胝足吃苦打拼,曾經一度,他和媽手上有多少「活會」,眼看一家子日子將如何舒遂。談起他如何以機靈和「老大」的個性,從家計、生意到宗親村里大小事,無不熱絡張羅。父親的腦筋永遠想著新的商機與點子,他不畏改變,對新知抱持興致;甚至,即使語言不通,他與同樣獨自創業的美國女婿如何能透過翻譯暢談無拘、相知共鳴。

永遠追尋開創著更好的生活,父親一輩子從來不是個按耐不動的人;一路走來,雖大大小小意外頻繁,皮肉之痛不斷,父親卻總能安然度過,一直到近年,才被或輕或重的幾次中風一步步擊敗。如今,父親哪兒也不能去,什麼也不能做,如一頭心臟仍強穩跳動的睡獅,深困在暴惡遠勝牢籠的病榻上。

「你記誒我母眛?記誒,目珠睨一下。」我問他對母親的記憶,父親依然無動靜。彷彿不耐這世界,他以不言不語封鎖外界、以不形於色凌駕對他不復友善的命運。一次次重複地問,一層又一層的悲淒甚至憤怒湧上心頭,終於淹沒理智,情緒化的國語如熔漿漫流:「你說話啊,你為什麼不說話,爸,你想怎樣,你這樣躺著,這樣活著有什麼意思?」拉起他沈重的手,我瘋狂似地:「你想解脫嗎?那就自己動手啊,自己解脫,爸,來,用你最後一口氣,把手舉起來,來,把管子拔掉,不要再受苦了!⋯⋯。」話未盡,淚已決堤。

孩子過來擁住我的肩頭:「媽媽,不要難過,阿公會好起來的。」

突然,他湊到父親身邊,拉下口罩,對老人眉開色舞地:「阿公,阿公,我要結婚了囉!」十二歲的男孩隨口編的美麗謊言, 因為媽媽曾說,阿公需要強一點的刺激才會醒。

似乎有那麼一兩秒,父親被驚醒了一下,直直地望著兒子;但旋即,同樣漠然的表情,不知是太累,太無奈,太無感,太不屑這人世了⋯⋯。

去年,從中風復原中的父親在浴室裡意外跌倒,腦傷,救治後病情持續惡化,終致癱瘓切管。那一段病變太突然太快速,他沒有機會表達希望的病危處理,也沒有簽下DNR;家人除了隨機應變,做出事發當時最適當的處理,並無法為他做生命的抉擇。

隨著父親臥床日久,不動不語不聞不問,意識明顯逐漸模糊,我們心底越來越清楚,他很可能不會再好起來。醫生與護士也不知他會不會更好,或許他們也知道他不會復原,但他們不說。生老病死這種大事,除了自己,有誰能為你負責;但是,若你已成了一個不是自己的自己,除了一副溫熱的身體,無法飲食、行動、言語,只剩一個吞食、呼吸、心跳、排便的軀體,甚至,那肉體也正緩慢而殘酷地敗壞中,只能以一種外人無法查知、理解或感受的痛苦存活著;這時,不去碰觸安寧醫療的考慮,究竟是尊重、不捨,抑或懦弱呢?

只是,萬一呢?萬一父親好起來呢?如果他的褥瘡傷口能變小,病情保持穩定,說不定若奇蹟似地越來越好,會不會有一天,他能夠坐起來?能夠講話?能夠認得我們?能夠回到幾近正常的生活?

明知那希望極微小,那依然是帶著光的希望。不確知的未知,即使只是千萬分之一,都巨大得令人不敢越遲父親的生命決定;因此,日復一日,我們任父親靜躺在那個病床上,等著或許已被宣判但我們還不知的下一步。困在這殘忍的未來與現在之間,父親和我們都動彈不得,我們告訴自己,走一步算一步,但其實並不知道究竟只是原地踏步或早已倒退多時。

我們只能告訴自己,父親至少看起來沒有太大的痛苦。

只能告訴自己,啊人生或許就是這樣。

甚至,只能自私地自我安慰,至少我還有爸爸可以探望,可以握握他溫熱的手,親親他的額頭,跟他說說心底最私隱的秘密、喜事與煩惱;他一概接收。

某種程度上,父親徹底改變了我們對長期臥床與老年重病的認知與體悟,不管是明言或暗思,相信每個走出這個病房的人心裡都更堅定:「我老了絕對不要像這樣。」

就這個角度而言,幾近諷刺地,被生命綁架的父親依然貢獻著他最後、也最明晰的撫慰與教導。有意識或無,他仍以吞嚥呼吸排便等基本生命現象昭告世界:他沒有放棄,並且以身現證:生老病死皆功課––一堂深重難悟的功課。

天色漸晚,「俺爸,明日再來看你,好不好?哪好,你目珠睨一下,」我說,並讓孩子過來道別。「阿公,再見囉。」他探身向前,對著老人的臉揮揮手。

握著他那插過無數管子、千瘡百孔,卻總是無比溫暖的手,探身再次俯視他那稍微感染、泛紅的雙眼,轉身離去的那一剎那,我確信看見,父親的眼皮顫動,泛著淚光。–刊於2018年9月20日《世界副刊》

最後一秒的路跑賽

早上偕海奕去參加臨鎮沿湖、每年一度的路跑賽。夏天以來因為腿傷無法練跑的我,決定到賽場時把原本準備參加的10K,改成5K。

因為已經連續參加了三年,加上這湖是平常練跑的基地,我們老神在在、不急不促地出門;誰知一到場才知道,不但起跑點改了,更糟的是,跑到鄰近的旅館大廳去領號碼時竟發現:參賽單上沒有我們的名字!原來我記得比賽的日期,卻忘了報名!

距離比賽只剩十分鐘了,現場報名,可以,但主辦單位只收現金,不收信用卡。打算來跑步,根本沒帶錢的我,急忙聯絡去停車的先生。考慮攜帶的現金有限,加上自己的狀況並非最佳,我決定只幫海奕報名,請報名處的小姐通融,讓我先領了他的號碼牌,保證先生隨後很快就會來付錢。

拿了號碼牌,急跑到排隊上完流動廁所的海奕身邊,幫他別上號碼,陪他奔向起跑線,這時,背著長鏡頭相機的先生飛奔而來,原來這位超積極、從不輕易放棄的先生幫兒子繳了報名費後,狂跑到附近的提款機去領錢,在最後一刻也幫我報了名。

這時,距離起跑時間不到五分鐘,尿急的我沒辦法,衝回流動馬桶前的隊伍,幸好幾位好心的10K跑者(他們晚十五分鐘才起跑)讓我先行。

狂奔到起跑線前,不到兩分鐘槍響,急亂地別上號碼,跑入賽者群:倒數,起跑,呼!

濕悶的天氣,很久沒有這樣拼命地跑步,雙腿與呼吸都得異常用力,第一次覺得跑5K怎麼這麼辛苦。

終點:海奕以比去年優異的成績贏得男子第四名,分組第一名。而我,獲得女子分組第三名,太驚喜了!進入更高齡組的好處😄

另一個驚喜:除了參賽獎牌,今年前三名的獎座是一個會搖頭的跑步男孩和女孩,非常可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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